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，两国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，战争记忆、领土争端和现实政治分歧至今影响着双方的国民感情。然而，在距离中国数千公里的北欧，还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曾经几乎与日本并列，那就是瑞典。

瑞典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，没有战争历史，也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冲突。这个以高福利、民主制度、社会平等和诺贝尔奖闻名的北欧国家，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？

2020年，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国际民意调查显示，86%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，瑞典紧随其后，比例达到85%。在接受调查的14个国家中，日本和瑞典位居前两位。五年前的2015年，瑞典还远没有达到如此强烈的反感程度。进入2020年前后，瑞典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瑞典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方最早的外交朋友。

1950年1月14日，瑞典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并于同年5月9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，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。当时，冷战格局刚刚形成，许多西方国家尚未承认北京政府，瑞典却主动迈出了这一步。

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中瑞关系总体平稳。瑞典企业积极进入中国市场，沃尔沃、爱立信、宜家等品牌逐渐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。双方在贸易、技术和文化领域保持了广泛合作。2007年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，成为首位对瑞典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。

真正改变两国关系的，是2015年发生的桂民海事件。

桂民海出生于中国，后来取得瑞典国籍，长期从事出版工作。2015年，他在泰国失踪，随后出现在中国的羁押体系之中。2020年，中国法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为由判处他十年有期徒刑。瑞典政府持续要求中国释放桂民海，并将这一案件列为重要外交议题。

在北京看来，桂民海案件属于中国司法管辖范围，瑞典不应干涉中国内政。但在瑞典社会看来，一名瑞典公民在第三国失踪，随后被中国当局控制和判刑，直接触及了公民权利、国家保护责任和司法程序等重大问题。

两国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。

2019年，瑞典笔会决定向桂民海颁发图霍尔斯基奖，表彰他在言论自由领域的贡献。中国驻瑞典使馆对此表示强烈反对，并警告可能采取反制措施。原本围绕一名出版人的争议，逐渐演变成中国政府与瑞典政治、文化和新闻界之间的全面外交摩擦。

2017年至2021年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桂从友，将这种对立进一步推向高潮。

桂从友多次公开批评瑞典媒体、记者和政治人物，并以强硬措辞回应瑞典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。他曾以重量级拳击手与轻量级拳击手作比喻，形容中国与瑞典之间的力量差距，还曾表示，中国以美酒招待朋友，以猎枪对待敌人。

这样的外交语言在瑞典引发了强烈反弹。

瑞典虽然人口不多，却有长期形成的新闻自由传统。记者可以调查政府，可以批评首相，也可以公开质疑外交政策。国家权力不得随意命令媒体闭嘴，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。

当中国驻瑞典外交官试图通过公开施压改变当地媒体的报道方式时，许多原本并不关注中国问题的瑞典人，也开始重新认识北京的政治体制。

2026年6月，瑞典国家中国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部分瑞典记者曾因报道中国问题遭到中国有关方面批评、威胁或施压，中国驻瑞典使馆也曾向媒体机构施加影响。研究发现，这些做法并未有效阻止批评性报道，反而促使一些记者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干预。

瑞典社会对中国的反感，由此不再局限于遥远的国际政治争端，而是涉及瑞典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利。

2018年，瑞典一家电视台播出的讽刺节目也曾引发中瑞外交风波。节目涉及中国游客在斯德哥尔摩酒店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的事件，其中针对中国游客的刻板印象受到批评，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。部分内容确实引发了有关种族偏见的争议，也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。

这一事件同样说明，两国社会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并非只存在于一方。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无法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获得正当性。

但是，与个别文化冲突相比，持续影响瑞典公众态度的主要因素还是政治制度、人权问题和国家安全。

2020年，瑞典限制华为和中兴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，理由涉及国家安全。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反对。这一决定使双方原本密切的科技和商业合作也受到政治分歧影响。

瑞典社会长期重视个人自由、新闻独立、司法保障及对政府权力的监督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则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新闻、互联网和政治组织受到严格管理。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、新疆人权争议，以及中国对台湾持续施加的军事和外交压力，都不断强化瑞典公众对北京的疑虑。

对于许多瑞典人而言，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先进的基础设施，并不能自动证明其政治制度值得认同。衡量国家的重要标准，还包括普通人能否公开批评政府、记者能否独立调查、司法能否制约权力，以及公民能否不受政治报复地表达不同意见。

这些价值观分歧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而变得更加突出。

2026年10月15日，瑞典国防研究机构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跨国镇压行为的研究报告。研究人员采访了16名在瑞典批评中国政权的人士，记录了部分受访者遭到威胁、骚扰，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受到间接施压的经历。

这些受访者本身就包括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。他们在瑞典寻求表达自由，却仍然担忧来自中国当局的压力。瑞典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，也让对华政策与保护本国境内居民的基本权利联系在了一起。

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：当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将瑞典描绘为反华国家时，瑞典社会的一部分对华批评，恰恰源于对中国异议人士和普通公民权利的关注。

当然，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只有对立。

2025年10月，瑞典外交大臣访问北京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，讨论贸易、安全和人权等问题。2026年的民意调查也显示，瑞典公众对中国政治表现的负面评价较前期略有缓和，支持加强中瑞合作的人有所增加。

然而，两国关系留下的裂痕并未完全愈合。桂民海案件、媒体自由、人权保障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，仍然是双方难以回避的现实。

2026年7月公布的国际民调显示，瑞典仍有超过七成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，约九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民的个人自由。与2020年的高峰相比，负面情绪已有下降，但瑞典依然属于对中国评价最消极的国家之一。

瑞典与中国相隔万里，彼此之间并没有必须敌对的历史宿命。中国人民也从未集体与瑞典人民结怨。两国原本拥有长期友好的外交历史、广泛的商业往来和继续合作的现实利益。

真正使两国逐渐疏远的，是不断积累的政治冲突，以及北京对待自由、权利和国际批评的方式。

在中国国内，政府可以限制不喜欢的报道，封锁不愿传播的信息，对批评者采取惩罚措施。但在一个拥有独立媒体、议会监督和司法保障的民主国家，来自外国政府的威胁与施压，往往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感。

瑞典的经历也反映出中国国际形象所面临的困境。庞大的市场可以吸引投资，制造业和技术实力可以赢得商业合作，外交压力却很难换来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
中国拥有十四亿人民、悠久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。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能代表每一名公民，更不能把外国社会对自身政治行为的批评，全部解释为针对中国人的仇恨。

当一个曾经主动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的国家，逐渐成为对北京最不信任的国家之一，这段历史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是瑞典为什么不喜欢中国，而是中国的执政者究竟做了什么，让曾经的朋友一步步失去了信任。

世界并不缺少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国家。真正难以通过经济利益和外交宣传解决的，是一个政权如何赢得外部世界对其行为的尊重。